- UID
- 9533
- 閱讀權限
- 30
- 精華
- 0
- 威望
- 3
- 貢獻
- 507
- 活力
- 980
- 金幣
- 4622
- 日誌
- 0
- 記錄
- 10
- 最後登入
- 2025-3-7
 
- 文章
- 281
- 在線時間
- 172 小時
|
/ K2 }0 s; S/ f0 L3 O; T& E# |
查爾斯•克洛弗 報道
) {; ~" n/ }9 L4 F1 m; [5 Q$ c8 V! E R$ T1 W
2013年，當美國芯片制造商高通(Qualcomm)因涉嫌違反中國《反壟斷法》而面臨10億美元罰款的威脅時，該公司采取了一種新穎的對策：為自己辯護。這在中國被視為不同尋常的舉動：面對北京的官僚體制，外國企業往往只是認罰。; l2 b% V# U" S& P, W7 ^
* C- e: G0 ?9 u5 D+ @6 t“多數公司只想交了罰款，然後翻過這一頁，”北京一名律師稱，“從技術角度來講，他們可以上訴，但是，你想想，為什麽要讓自己處境更糟糕呢？”, h1 ?( t6 r+ o1 S
v6 k" B5 D+ w6 z" U+ C
一年過去了，尚不清楚高通的策略是否奏效。隨著裁決時間臨近，這起閉門調查已經涉及國際外交和含蓄的威脅。由於官方媒體攻擊高通聘請的明星專家，該案一度進入公眾視野。不過，該案有可能重塑全球智能手機的專利體系，這是更加利害攸關的事。
! w+ W& ?) k" W" r- ?# ?: i+ O U* f Z* E8 w
高通正受到中國掌握實權的中央規劃部門——國家發改委(NDRC)的調查。發改委有著令人膽戰的名聲。用另一位律師的話說，發改委的贏率“就算不是100%，也相當接近”。2 E# e- i; S" |, f% a" s" g
1 }) _, p# q0 G/ o- h! ^這是一個高通輸不起的案子。可能的罰金——最高為其上一年度在華營收的10%——將相當沈重，但真正的風險在於，北京方面可能強迫高通降低對3G和4G智能手機收取的專利費（目前為全行業最高），潛在導致高通在其他市場面臨類似要求。- }+ L f; N3 \; t; f- ^ R
4 n* C6 _+ }0 Q1 |2 o
“這將對其業務模式造成毀滅性打擊，”桑佛•伯恩斯坦公司(Sanford Bernstein)的半導體行業高級分析師斯泰西•拉斯甘(Stacy Rasgon)稱。 n8 |, W7 T2 J3 G, ? v7 X% p
5 v9 a; X4 I+ ~9 p4 ?: n2 Q
高通案之前，已經有多家美國科技公司冒犯了中國當局，在華外企日益覺得自己受到不公平對待。
, [# i! P0 A3 U% \) u, l/ G
3 g; o, U$ `6 A: X: o/ Q! l+ l北京的官員也一直在勸阻，有時甚至禁止國有企業和政府機構購買蘋果(Apple)和IBM之類的美國高科技公司的產品。去年7月，微軟(Microsoft)的幾處辦公室遭到中國另一家反壟斷監管機構——國家工商總局(SAIC)的突擊搜查。過去兩年，發改委啟動多起針對海外公司的價格操縱調查，引起人們關註，所涉行業從嬰兒配方奶粉生產商（包括達能(Danone)和恒天然(Fonterra)）到汽車業。8 z; L- B8 L4 H- T" ^
0 m$ c% Z7 D( S- W
' P! d2 K% n0 }3 n4 n
5 p }) h* w0 V' B" z$ Y內部人士
# F4 R9 A6 j8 N6 V2 C4 M' G
5 p; z5 r. D2 ]6 v2014年2月，時任發改委反壟斷局局長許昆林公開暗指高通是“專利流氓”，稱“有些公司擁有知識產權之後，實際上在濫用，用擁有的專利，實行歧視性的價格或者收取高額許可費用”。面對一場全面爆發的危機，高通采取了一種積極辯護的策略，包括聘請曾起草2008年中國《反壟斷法》的經濟學家張昕竹，試圖證明高通沒有違反該法律。$ ? Y5 V1 i8 _
: J. m% A7 A, c0 }- s% A
在中國反壟斷法領域，張昕竹據稱是最頂尖的法律顧問，也是收費最貴的，他承認每小時收費800美元。他是中國社科院(CASS)的經濟學家，曾在圖盧茲大學(University of Toulouse)獲得博士學位，師從讓•梯若爾(Jean Tirole)，後者因監管方面的研究獲得201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張昕竹在上世紀90年代末回到中國後，起草或幫助起草了很多法規，所涉範圍從反壟斷到電力市場改革，如今這些法規正規範著中國市場導向型的經濟。: a$ n2 D- R9 ?2 V
% T: i- V" _, o% H( D! i/ {; o' t
他也曾是向政府提供反壟斷建議的一個精英委員會的成員，這一職位與他為被指違反《反壟斷法》的私營企業擔任顧問的收入頗豐的副業略微不相稱。: t1 s) D U# D: p' ^: j
# ]! U z. c8 E, ]! P4 @: U, t
北京一名外國律師稱，高通聘請張昕竹的決定是一個“危險的對抗性舉動”，特別是後者曾屢次頂撞中國高層。他曾經批評政府在運用他幫助起草的法律時尺度不一致。4 X$ H- ]' a1 H4 K
5 I. k# s0 Q) \& ?4 e p發改委對於2011年張昕竹痛批該部門辦事方式的舉動本來就耿耿於懷。因此，當去年8月張昕竹與兩名美國專家共同編寫並提交一份為高通辯護的報告時，他立即被指責為涉及利益沖突——“東食西宿”。- x% g; d( q* s; P) Q% x
P6 M7 O( ^: G2 x) ]5 Z: i官方的新華社發表社評稱：“在很多時候，張昕竹們的行為甚至會直接威脅到國家安全。”張昕竹被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專家咨詢組解聘。1 s* r0 N/ _1 c# I% J$ f( ~ M+ R" ^) x
% q9 q8 f9 X$ U/ s去年9月，許昆林稱：“我們對照國務院專家咨詢組的工作紀律，發現他嚴重違反了工作紀律，這個事情首先是不妥當的。”" s& t( c8 c1 L% M. _- ^4 C+ w6 H# m7 n
5 u% d; S4 d& C; m( S- s" M7 j
張昕竹稱，他的家人遭受了某些“後果”，但未具體說明有哪些後果，不過他同意接受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的采訪以正視聽。) v; W" j& C. G6 s
. M9 ]% r1 y9 z2 E“我多數的朋友都說這不是個好主意，他們認為我應該保持沈默，”他坐在離他家不遠的一家星巴克(Starbucks)咖啡廳里表示，“（但是）我沒有利益沖突，因為我只給高通提供咨詢。”他補充稱，他在委員會的職責並不涉及在具體案件上為發改委提供建議，而且委員會所有成員都在從事私人咨詢顧問的副業（這一點得到了另一名成員的證實）。; ?8 `' k! x- z; W
' E$ a( X/ e& U+ H3 l高通已經否認與張昕竹存在任何直接的財務關系，後者受聘於芝加哥咨詢機構Global Economics。
0 t" b2 v9 D6 K" F9 Z! B5 b" s/ `1 A; W% t" n
高通當時表示，“聘請經濟學家為反壟斷當局提供這樣的經濟分析，在中國乃至世界各地的政府調查中都是常規做法。”: Z: {; l* C" P5 U* M: B# t1 p
# y& y- S% q) }8 w+ P' {8 H張昕竹認為，他是因批評政府而被解聘。
9 d. `# z0 l' j: m- v6 ]/ k% ^; h/ H# a0 y$ p1 ^
“弗蘭肯斯坦”式的焦慮2 e8 B6 r$ O. g7 L) U6 D
9 [0 A9 C% p1 R, J" p他認為自己起草的法律已經變成官僚機構爭奪地盤的一件武器。“這些機構故意曲解這些改革，以此作為增加而非減少管控的借口，”張昕竹稱。
) P% d/ o% ?, _1 Z3 O9 F1 e \& k# H' c* H1 O
中國美國商會認為，中國有關部門的做法非但沒有讓自由市場發揮作用，反而固化了國有部門的地位。該商會在去年發表的一份報告中稱，“中國尋求通過《反壟斷法》強化這類（國有）企業，並以明顯無視《反壟斷法》的方式，鼓勵這些企業鞏固市場實力，即便這麽做有違競爭法律的正常目的。”/ H# W) g9 G& x, W
, m# z# q. ?4 l) S+ }* `7 A
如今，對自己參與起草的《反壟斷法》，張昕竹既有父母般的疼愛，也有弗蘭肯斯坦博士被自己發明的怪物追殺時那種緊張的焦慮。張昕竹稱，“10至15年前，政府想進行真正的實驗。”他認為，如今他們采納了一個精心打造的制衡體系，並把它轉化為一根行政棍子，用於確保得到其想要的結果。
) [4 s( t6 z, `/ X* a, W/ @$ ~/ y5 t. ?6 E4 q
“人們不敢進行認真的辯護。高通是第一家這麽做的公司，這也是讓他們（發改委）如此惱火的原因，”他補充稱。( `( p+ f* g) T8 y; x: ^/ e0 G
$ e' V* ?8 D* r }* k- D) q% t
發改委不接受有關其帶有偏見的批評，辯稱自己太忙，根本沒有時間去策劃針對外國企業的陰謀，而只是在接到“有充分事實根據的投訴”後展開調查。
: l' f; }& I4 G$ S7 \
$ v$ K% b j% y" w2 H& R( Z張昕竹稱，不相信發改委對外國企業存在“固有偏見”，也不認為發改委受到民族主義的驅動。相反，他認為，是中國企業和外國企業之間不斷加劇的競爭引發了調查。
' i7 f8 i! l4 j6 J3 N/ A$ ?; @0 U* ?" ]2 U; Q, B" |
案件數量的上升趨勢似乎支持這一觀點。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US-China Business Council)去年曾發表計算結果，稱發改委在2008年至2012年期間啟動了20項定價調查，而僅在2013年一年就啟動了80項調查。與此同時，根據公開數據，自2011年以來，發改委開出的反壟斷罰單共計30億元人民幣（合4.8億美元），其中76%由外資企業或其在華合資企業支付。
/ v# _7 [4 E& i2 J7 I$ b7 F8 c* u0 P
對於指責其濫用機密資料或采用恫嚇手段的聲音，發改委為自己強烈辯護，盡管張昕竹受到的對待似乎與此矛盾。企業稱，他們經常被告知不能帶外國律師參加會議，並受到壓力，要求他們承認違規行為，否則會面臨更嚴厲的處罰。
4 G. I, t" p* f. _. s4 J6 P0 M: f+ `' @' @$ {, M
“這是人治，而非法治，”張昕竹表示。他補充稱，因為發改委的失策，“《反壟斷法》現在在中國也在接受審判。” P/ I; j6 L6 B7 x( p% G# u
! a l# X- p% A+ ~' G發改委稱，聲稱其采用恫嚇手段的指控是“扭曲事實”，是“對我部門的侮辱”。* l5 s0 o! k+ R$ D" b0 b
8 k& @" q6 |& \5 B7 V一名以匿名為條件表態的中國政府官員稱：“執法時我們臉上自然不會掛著假笑，我們可能會表現得更嚴肅。可能是我們在表示他們必須了解法律後果時，表現得非常嚴厲，嚴肅。”
9 X4 A9 c9 I D+ [% I& b9 O+ Y% X+ x
8 }. e: b' C/ b J! b! q”我們有義務警告他們（企業），如果不提供屬實的證據，他們將會承受什麽後果，我們有義務提醒他們可能擔負的責任，這不是恫嚇，”他補充道。4 s: X. f7 C5 q- t, H9 H1 G! `/ V4 u
+ g3 l8 T& ~# M高通以案件正在走法律程序為由，拒絕回答有關該案的問題。“我們將繼續配合發改委的調查，”該公司稱。
. A' A: N% I& J! f* l- _. {( r
然而，發改委並非第一家盯上高通的監管機構。2009年，韓國反壟斷調查機構以高通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為由，判處罰金2.08億美元。該公司在日本也曾面臨反壟斷調查。歐盟對高通進行過為期5年的調查，盡管後來撤銷了調查。高通還面臨著兩起新的反壟斷案，一起在美國，另一起在歐洲。
( d) P* k" B7 I& b/ g1 t; R
9 L1 i& i7 ^1 w8 z0 T! b高通高昂的專利使用費——桑佛•伯恩斯坦公司的拉斯甘認為這是“卓越技術地位和優秀律師團隊”的結果——打擊了中國智能手機制造商，而後者在一個日益成熟的行業正受到盈利壓力。
/ Y. O" j" ^9 c5 Y; e) }$ H
5 r- y) B8 r0 N5 {8 q行業遊說團體——手機中國聯盟(Mobile Phone China Alliance)秘書長王艷輝稱，該組織向發改委提交了一份投訴，舉報了一些有問題的做法——這顯然引發了針對高通的調查。, g8 J/ N# B- T; k6 q7 n; k9 o
2 @6 C4 g' a* q G; X賭註太大
9 @- N4 D4 p5 w c
) t. L3 _5 [; t. J* `( ^' l1 [王艷輝認為，高通對待美國智能手機公司的方式與對待中國制造商不同。他稱，以蘋果為例，該公司並不直接向高通支付專利使用費；相反，像富士康(Foxconn)這種蘋果位於中國的制造商向高通支付費用，且收費標準是根據原材料價格和制造成本，而不是手機的批發價格，導致整體成本較低。2 z1 r- j$ A4 [
8 [. o0 V( O% m ^+ `另一份投訴圍繞一種被稱為“交換使用專利權”的做法，即高通的客戶必須把自己的專利交給高通，以換取這家芯片制造商的技術。中國的電信設備集團——華為(Huawei)公開表示，這一做法“不公平”。 ~/ h' [9 J0 Y/ G
: E. j9 l; a4 `8 U& N
高通表示，對其與個別公司的關系不予置評，但上海大邦律師事務所的知識產權律師遊雲庭表示，要證明存在違反《反壟斷法》的行為是很複雜的。' Y/ J8 q5 o7 S1 o, U. g( }" E
/ N K1 a4 G6 x$ \, E" \
遊雲庭稱，“壟斷行為是濫用市場支配地位。除非政府找到證據，證明高通對購買其競爭對手產品的客戶提高專利費，或利用其大量標準專利強迫簽訂不合理協議，否則《反壟斷法》並不適用。”# a7 {8 ?+ L8 d' D# L8 j( o
% _; o; }. |5 r- F
“即使罰金是20億美元，它也能付得起，”拉斯甘稱，“高通財力雄厚。但是高通的擔憂在於，中國可能強迫其改變業務模式，而且改變幅度越大，就越難使其局限於中國。其他制造商會說：‘這些人支付那樣的價格，我也想那樣’。”" s/ ?! I6 k/ l$ R5 ^# c
3 I: g- B4 ^! [; G/ t' }+ e
盡管存在種種法律上的較量，但事件可能幫了高通一把。自去年11月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在北京舉行、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晤以來，律師們稱，他們發現發改委采取了一種新的態度。“沒人被要求來開會時不能帶律師，”一名律師稱，“我覺得美國政府的話被聽進去了。”
, |- C) g1 w% R
3 Q7 C# B+ j1 B0 ^% d1 h9 c張昕竹稱，他不後悔接下這個案子，他說，中國政府官員的問題在於他們“有兩種動機：要麽不作為，要麽做過頭”。他稱，最近他們做過頭了。
- m7 O @6 S$ Y! O* _. W. N9 M$ ?2 A* B! l1 ]1 Z
Ma Fangjing補充報道( J; [) t7 k: ]4 i, ?
i! |, F. V N7 Y/ G& ?***************************************************% ]' v) \ }7 Q/ G7 H; `, [# s- Q$ p2 f
1 j% j& Q2 d4 q1 i7 Q
延伸閱讀：監管部門的制高點之爭8 d& ?: D* s* G# C8 x4 P
. m0 u! V" n& f+ `: T* ?4 F當“五年計劃”主導中國經濟時，發改委堪稱一個大權在握的國中之國。
1 k8 a8 ]- [& H4 s4 V# @1 K5 `/ C/ O" W4 g/ T
如今，盡管其職能已經被逐步削減，但中國歐盟商會主席伍德克(Jörg Wuttke)稱，“發改委仍被視為一個部長級官員的小圈子”。“盡管其支配力不如以往，但它仍然保持著對價格的管制，從油價到停車費。”7 |) t" ]' p8 R c& j0 I
! l6 }+ `- a! N0 m* W
靠著過去的名聲，發改委還發揚著一名在北京的歐洲商人所稱的“官僚企業家精神”，擅長於找到保持自身相關性的新途徑。其中一個新任務便是執行反壟斷政策。由於發改委擁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制定價格的經驗，它得到了在定價方面執行反壟斷政策的任務。8 i% @5 w7 \/ K O. u6 d& g+ B
% [9 S2 o8 `; g理論上講，反壟斷執法分給了三個部門：發改委（局限於定價調查）、國家工商總局（處理與價格無關的濫用市場地位的行為）以及商務部（批準並購和收購）。
! @6 T: H2 [2 a3 n$ f. y8 u$ R% B! v, E& k7 g% ?. X4 Z& F# t
在實踐中，用北京一位美國律師的話來說，這種分工導致了3個部門出現“地盤之爭”。發改委啟動對高通調查的幾個月後，工商總局突襲了微軟的幾處辦公室，開始調查該公司違反《反壟斷法》的行為；而微軟在中國巨大的市場份額主要是盜版軟件所致。7 o3 o: N% i% F3 i0 z( M1 E7 l& A
$ B8 I5 S2 P! Y
“發改委有一點也許可被稱為‘超級大部’的態度問題，”中國歐盟商會的伍德克稱，“即便是中國其他部委也覺得發改委不好打交道。”2 J. o9 X6 [$ @' [$ B7 F+ s
: E+ p* w: M/ n! S; I* O美國司法部(US Department of Justice)反壟斷局的前聯邦檢察官、盛智律師事務所(Sheppard Mullin)常駐北京的貝姬•科布利茨(Becky Koblitz)稱，中國監管機構的部分失策源於他們缺乏新法律的執法經驗。
, ]/ {6 R( c6 ]/ Z" O& K3 t
) U5 X0 ]. Q/ u8 U+ }“美國的謝爾曼反托拉斯法(Sherman Act)已經實行了逾120年，而歐洲的競爭法律框架也可追溯到近60年前。中國的《反壟斷法》僅有6年時間，自然會有某種學習曲線。 |
|
發表於 2015-1-30 18:32:40
收藏
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