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政商關系看李嘉誠帝國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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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8 ]6 _- _9 f# A: z0 }3 _範博宏 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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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9日周五港股收市後，香港富豪李嘉誠發布其商業帝國史上最大手筆的資產重組計劃，將市值超過6600億港元的長江實業以及和記黃埔合並後再分拆成兩家新的上市公司：長江和記實業（下稱長和）和長江實業地產（下稱長地）。1月12日周一開市後，長江實業和和記黃埔的股票盤中一度分別上漲20%和17%，最後收盤分別上漲14.74%和12.53%。另外，市場更加關註的是，新成立的這兩家公司，長地及長和，全是開曼群島註冊的公司，重組後變相遷冊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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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誠曾經是香港夢的代表，靠白手起家建立自己的商業帝國，如果在十幾年前，香港民眾會贊美他為“李超人”，可是時過境遷，民眾對李嘉誠家族的態度轉趨負面，甚至有“官商勾結”、“紅頂商人”、“奸商”的極端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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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李嘉誠或者地產富豪的態度，也與香港大環境變化有關。2012年的香港基尼系數達到了0.537，創40年新高；香港特區政府扶貧委員會在2013年9月公布了香港家庭的“貧窮線”——三口之家每月收入11500港元，近兩成人口生活在貧窮線以下；同時《經濟學人》2014年3月發布了“全球裙帶資本主義指數”，香港排名第一，財富集中度接近80%。這些數據反應了香港日益加劇的貧富差距，民眾“不患寡而患不均”，“仇富”的心態隱藏在中國社會傳統文化的角落里，香港也不例外。

2013年，出現了兩個針對李嘉誠的社會團體事件。先是在長和系年報記者會前，一些社會團體掛橫幅貼標語在長實集團大樓內抗議李嘉誠年賺67億港元，卻通過避稅繳納零所得稅，並要求政府創設“李嘉誠稅”，通過財富再分配解決香港貧富懸殊的困境。李嘉誠對此一笑置之，“這正是我多年來加大海外投資的原因，樹大招風，引起社會仇富很正常。既然大家不願意看到我壟斷香港，那我就去歐洲、去北美、去內地投資。”同年4月，和記黃埔旗下的港口管理公司發生了要求改善待遇等的罷工，碼頭工人用漫畫諷刺李嘉誠，在李嘉誠旗下商鋪發起“罷買行為”，五一勞動節時，甚至在門前舉行為李嘉誠“招魂”的儀式。李嘉誠的副手霍建寧回應，這是“文革”的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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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x4 j  V; u( L如果從李氏家族商業帝國未來傳承規劃的角度去看待李嘉誠此次重組遷冊的行為，可能他有以下的考慮。李嘉誠為人稱道的是他的人際關系處理能力和以此構建的政商關系網。在中國內地，李嘉誠在政治圈可謂長袖善舞，關系網直通高層。在香港地區，他曾獲委任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港事顧問及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1992年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上任前，香港立法局9名非官方議員中，有6名是李嘉誠私人“幕僚”，獲聘為長實集團的董事。李嘉誠與匯豐銀行關系密切，曾任匯豐控股董事會非執行副主席達7年之久。這些人脈為李嘉誠帶來諸多商業上的便利。這確實是李嘉誠的特殊資產，是其商業帝國建立的基石，然而這個無形資產如何傳承卻是接班時面臨的巨大挑戰。從另一角度看，李嘉誠的政商關系也不是堅不可摧，隨著領導人的更替，一切都是未知數。接班人長子李澤鉅相比則非常低調，不為人知，他作為接班人淬煉的主戰場從來都是歐美市場，一旦離開父親的庇護，李澤鉅能否玩轉香港和內地的政商圈是一個疑問。這可能是李嘉誠逐步將資產轉移到低估值的歐洲市場的一個原因，此次將公司註冊地轉移到開曼群島，是一種較為穩妥的安排，這也是李嘉誠一向的經商哲學。

( V8 A; O* X+ \" ~5 O, _另外，香港2014年10月爆發了“占中”行為，經商環境遭到很大的影響，更大的影響是對未來香港前景的不明朗。一方面，如果中國中央政府不斷幹涉香港事務，香港的經商環境前景未可知，制度環境法律環境的不確定性增加，李嘉誠必然想要分散風險。另一方面，“占中”可能會進一步加速中央政府加速確立上海作為更加重要的金融中心的目標，如果這樣，香港的地位進一步弱化，那麽香港的發展空間將會遇到瓶頸，畢竟香港的發展速度這幾年遠遠落後於大陸的很多城市。最後，大陸反腐之風劇烈，港商與過去大陸一些重要人物的關系的曖昧關系變成了一顆不定時的炸彈。以李嘉誠敏銳的政治嗅覺，他理應做出安排，因為這些制度路障，可能會成為阻礙李嘉誠商業帝國的永續傳承的障礙。

另外此次重組也是為了將來李澤鉅接班鋪路的準備。李澤鉅和李嘉誠麾下元老霍建寧領導的團隊，分別管理長江實業和和記黃埔，但如今元老霍建寧年事已高，如果退休會出現一部分業務群龍無首的狀況，此次重組之後，集團業務重新歸類，簡化了結構，降低了管理層元老退休帶來的風險。重組之後如何安排職業經理人和家族經理人，對於商業帝國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

* B8 |; _2 Y7 e+ A1 Z& s" I) f/ C香港和大陸的企業大多依靠著千絲萬縷的政商關系，這是一把雙刃劍，李嘉誠受惠於政治關系，現在卻不得不割斷這層聯系。李嘉誠說自己“樹大招風”才招致香港民眾的仇富，可是深層次原因卻是，民眾認為向政府尋租的商人是不道德的，“為富者必不仁”的觀念深入文化，任何一次李嘉誠與中央官員的會晤都被公眾密切關註解讀。然而依靠政治關系的企業會抑制自身的創造力和潛力，資本集中於地產、電力、通訊等，再滲透各行各業，形成權貴壟斷，李嘉誠確實是創造了商業帝國，可是他沒有創造出偉大如蘋果微軟等企業。

李嘉誠可能會覺得自己很冤枉和很失望，他熱衷於慈善事業，主張做“講真話”、“做實事”、“有貢獻”愛國公益慈善家，他通過汕頭大學、長江商學院等項目，已經捐贈了過百億給慈善基金。可是民眾並不一定會因此而寬待李嘉誠家族，政府也不一定會長期庇護，在歷來缺乏對私有產權保護的中國文化中，企業家的命運總是如履薄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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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誠和他的商業帝國是西方與東方交匯的香港政治與商業時代的產物。作為華人家族企業的標桿，他的家族與企業傳承與後果必然有廣泛與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