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見台灣生命力，太陽花學潮

kwbaseball2002

savard 發表於 2014-4-16 10:45
麻煩你告知一下，中正一分局那裡有寫[永久不得許可]?

您好,

謝謝大大的指正,當然後來中正一有再發新聞稿...公投盟已經申覆,且中正一也許可了.(這點要鼓勵其實我認為方,只是執行者,真正下命令的一定另有他人,因為方不算壞人,也應該有一定的法學素養.....不至於公開主張違憲的說法)
但是,這是後來的結果論,就跟棒球的戰術一樣,教練換了代打,成功打出了再見安打贏得比賽.(這也是結果論,如果沒有換代打,也許原打者仍會打出再見安打贏得比賽).
有沒有411中正一事件,真的不曉得中正一會不會這麼快通過公投盟的申覆.

以上是我的看法

2014-04-09當日中正一確實發稿[同時對於日後所申請之集會不予許可](見下圖紅框),這部分我是認為[永久不得許可].



如果要糾正細部用字,我可以接受.(不過我個人認為[同時對於日後所申請之集會不予許可]=[永久不得許可])
也許,您會覺得我偏執,但是我的想法是這樣...當一點一滴為不足道的危害人權的說法或做為不與以導正, 也許就會像星星之火足以燎原般的發展.

節圖出處http://c1pp.tcpd.gov.tw/ct.asp?x ... 37364&mp=108021

感謝討論與指教

PS:與您討論很舒服!感謝!

joanwlin

放眼世界，關愛台灣。與大家共勉。

蜘蛛人

annasui 發表於 2014-4-15 16:52
如果台灣是一個正常民主的國家
領導者有民主素養  不會用黨紀綁架該黨立委
上位者不會動用公權力永久不許可 ...

希特勒真是靠民主上台的嗎？

2013-10-06 11:25作者： 鐵戈

http://b5.secretchina.com/news/1 ... 4%E5%97%8E%EF%BC%9F

【看中國2013年10月06日訊】長期來普遍流傳着這樣一個觀點，那就是：希特勒是靠民主選舉上台的，這一觀點似乎已經成為一個定論，它給了那些反對民主、妖魔化民主的人們提供了一個最好的例證：正是民主的一人一票的普選製造就了希特勒，賦予他掌控國家的權力，從而導致他上台後犯下了人類歷史上最為駭人聽聞的戰爭罪和種族滅絕罪，也正因如此，民主選舉不僅對此負有直接的責任，而且也證明了民主制是不可靠的，即使民主制也會選出一個獨裁者，也會造成可怕的不堪設想的後果。

的確，這一事例似乎使民主陷入了悖論。然而在事實上，這一觀點不僅不符合歷史事實，而且只是簡單地從表面現象得出的輕率結論，有必要澄清一系列關鍵性的重大歷史事實，並對這一觀點予以逐一駁斥。

這個問題需要先從三大方面的歷史事實來進行剖析。

其一：違背憲法與民主的程序奪取最高的權力

當時的德國在實際上仿效了美國的總統制，擁有實權的民選總統掌握國家的最高權力，總統有權指定總理並責成其組閣。憲法規定總統有緊急狀態下的獨裁權。希特勒上台前，在歷次全民普選的民主選舉中，從來沒有獲得過半數以上的選票。1932年3月在角逐這一最高權力的總統職位的大選中，希特勒得票30.1%，而興登堡則得票49.6 %。但在第二輪關鍵性的決賽中，興登堡得到過半的19359983張選票，佔53%，當選國家最高領袖——總統。希特勒則得到了13418547張選票，佔36.8%。始終沒有過半。

同年7月，納粹黨在國會選舉中獲得13745000張選票，佔全部選票的37.4%，在國會608個席位中擁有了230席，一躍而成為第一大黨。11月重新舉行的選舉，雖然丟了200萬張選票，喪失34個議席，儘管是國會第一大黨，並不等於希特勒納粹黨獲得了最高權力，也不等於他必然能擔任德國的內閣總理，更不等於他獲得了總統興登堡所具有的最高權力。

選舉結束后，當時的希特勒只是被總統興登堡任命為副總理，置於總理馮·帕登（Von-Papen）之下。但被希特勒所拒絕。他要求的是總理的職位。興登堡從來沒有對希特勒懷有信任，他始終認為納粹黨是一個激進主義和粗俗本性的政黨。

興登堡和希特勒曾於1932年8月13日在柏林舉行了一次會議，會談的內容由總統的內閣總理奧托·邁斯納 （Otto Meißner）所記錄和保存。在這次短短的會談上，希特勒堅決地要求他和他的黨獲得國家和政府的全面和完整的領導權。

對此，興登堡總統堅定地否決了希特勒的要求。他明確地回答希特勒：他沒有理由在上帝面前、在良心面前，將國家和政府權力移交給一個單獨的政黨，尤其是一個對異見者抱有偏見的政黨。

從當時魏瑪憲法的民主程序來說，興登堡是希特勒獲取最高權力的最後障礙。無論納粹黨的勢力已經何等地強大，但希特勒還是無法逾越這道最後的障礙。1933年1月30日，興登堡在各方包括來自兒子方面巨大的政治壓力之下，並在希特勒同意用抑制黨衛隊的方式來換取軍隊的支持作為交換的條件下，尤其當興登堡和他的助手們以為可以用“馴順”的策略（taming strategy）來對付希特勒的時候，最終同意"按照完全合乎憲法的方式把總理一職的重任委諸阿道夫·希特勒"，然而這並不等於希特勒已經完全地獲得最高的權力。

但是在1934年8月2日，87歲的總統興登堡元帥去世后僅三個小時，希特勒就立即迫不及待地就宣布取消總統職銜，無視和擯棄了民主與法律的程序，將總理與總統的職務合併為一，稱為元首兼國家總理。只是在這個時刻，希特勒才成為至高無上的元首。

在沒有新的選舉的情況下，希特勒接管了總統的權力在技術上和法律程序上是違反了“魏瑪憲法”以及“授權法”的。而“授權法”則明確禁止他以總理的權力干涉共和國總統的最高權力。

1932年“魏瑪憲法”有一個修正案，規定在新的選舉之前，由最高法院首席法官而不是總理來代理總統的權力。然而，當希特勒成為法律本身的時候，再也沒有人敢於反對了。

德國人選擇希特勒，不等於他們選擇了儈子手，他們只是按照自己正常的願望來選擇。然而民意是可以被利用的。當需要民意的支持才能獲得權利時，野心家和陰謀家們是永遠不惜努力來利用它的，一旦獲得權力，民眾就同權力分離，就會蛻變為權力的工具和人質、就會輕易地被挾持，去做一切實際上違背自己意願的事，但一切已為時已晚了。

其二：利用暴力和恐怖的手段奪取政權

從表面現象來看，希特勒和他的納粹黨是按照合法程序被選民推上台的，但希特勒及其納粹黨爭取合法途徑奪權的幾乎所有手段，都是非法的，都是對憲法原則的公然踐踏：遠在1921年7月，希特勒取得對納粹黨的領導權后，立即着手建立納粹黨的武裝力量。同年8月，專門負責在他舉行集會時維持“秩序”的那些武鬥隊演變成為一個身着戎裝的准軍事組織。正是這個武裝力量，在希特勒奪取政權的過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了一個肆意破壞民主憲政的衝鋒隊。

到1933年為止，衝鋒隊在全國挑起的武鬥案件達4萬起。連續不斷地製造了恐怖事件。他們進行的毆鬥、謀殺、爆炸和暗害活動扼殺了一切進行政治討論和反對者的政治空間，是德國陷入了比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更為嚴重和混亂的局勢。衝鋒隊為希特勒上台衝鋒陷陣，立下了汗馬功勞。不久，希特勒不斷壯大自己的貼身衛隊黨衛隊以取代衝鋒隊位置，而黨衛隊只效忠希特勒一人，同時具有軍事性質和秘密警察性質。到三十年代中期，黨衛隊的4.5萬名秘密警察已分佈全國，監視着敵視政府的一切活動，它的6.5萬名保安警察和280萬名風紀警察，保衛着希特勒的安全；它的4萬名看守人員在20座集中營和附近的160座勞動營殘酷迫害無辜的“犯人”和反法西斯戰士，它的10萬名保安處情報人員，密切地監視着國民的思想動向，幾乎控制着整個德意志民族。

由此可見，希特勒在實際上是一直以破壞和擯棄民主程序的各種強力的手段來奪取最高權力的，而不是依靠遵守民主的程序和法則達到這一目的的。

德國歷史上的 "魏瑪憲法"從紙面上來說，幾乎是二十世紀最自由、最民主的憲法之一，"結構之嚴密幾乎到了完善的程度，其中不乏設想巧妙、令人欽佩的條文，看來似乎足以保證一種幾乎完善無疵的民主制度的實行。"（《第三帝國的興亡納粹德國史》85頁）然而“魏瑪憲法”的失敗，不等於民主制本身的失敗。這只能說，民主制不是天生完美的，它的發展和成熟是一個過程，但這不是因此而取消它和否定它的理由。

其三：摧毀民主的基礎 鞏固獨 裁的政權

當希特勒還在上台之前就已經用非民主的、暴力的手段建立准軍事組織來遏制鎮壓一切反對者（這一點興登堡早已覺察和警惕並反感）的時候，魏瑪憲法的民主基礎就已經被破壞了，在這樣民主基礎被破壞的情形下，紙面上的民主必然會被強權所征服，成為形式，淪為工具，至於上台後的種種手段，只是對民主制的徹底破壞而已。

一旦希特勒接替去世的興登堡總統職務后，立即公然違憲地將總理和總統職務合併為一，奪去了最高的國家權力，立即開始公開地使用掌握在手中的國家機器解散各黨派、宣布納粹黨為德國惟一合法政黨、取締工會和一切結社、言論、出版自由。同時為迎合自己的支持者而大力開展迫害猶太人的種族滅絕政策，剝奪猶太人的所有合法的公民權。所用這些手段，都在徹底摧毀民主的社會基礎和必要條件，正是依靠這些手段，鞏固了他個人的獨裁的極權。

民眾的選擇需要承擔責任，也需要付出代價，但德國人選擇希特勒，不等於他們選擇了儈子手，他們只是按照自己正常的願望來選擇。然而民意是可以被利用的。當需要民意的支持才能獲得權利時，野心家和陰謀家們是永遠不惜華麗的辭藻和欺騙的手段來利用它，掌控它。在這個時候，似乎權力還掌握在擁有選票的民眾手裡，而一旦達到目的掌控了權力，民眾就喪失了選擇權，不僅同權力分離，而且置於權力的掌控之下，就會蛻變為權力的工具、人質、就會輕易地被挾持，去做一切實際上違背自己意願的事，但是已經晚了。

希特勒的上台只能說明當時的民主制的不完善不成熟。而民主本身就是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民選只能保證體現大多數人的意志，但不能保證不出獨裁者，但這不是民主制的是與非的問題，而是怎樣完善民主制的問題。

民主是一個整體，由程序正義和實質正義相結合所組成的一個整體，它應當是一個全面的完善的整體的體系，兩者缺一不可。普遍的、平等的、公開的選舉制是民主的必備條件，但不是唯一的條件，民主決不是一選了之那麼簡單，經由普遍平等公開的選舉制產生的代表掌控了國家的權力，不是民主過程的終結中斷，而是另一個過程的開始，掌控了國家權力的民選代表，即使由普遍的平等的公開的選舉制產生，但如果缺乏對他的有效監督，或者說一旦他脫離了民主的監督制度，脫離了制度對他的監控，照樣會產生獨 裁者。權力具有這樣的特徵，但卻被人們所一直忽視——權力的異化作用。在缺乏和違背民主程序的情況下，在民主制不夠完備的情況下，就會產生權力的異化現象，權力就會脫離權力的賦予者的意志，對於權力的監督和制約是民主體系的一個絕對不能缺少的組成部分。如果喪失了有效的民主的監督制度和可靠的程序，就會形成這種異化的現象，造就了大大小小各種各樣的希特勒。

希特勒真是靠民主上台的嗎？

從希特勒的上台，我們從歷史中究竟吸取了什麼教訓？

evalee

kwbaseball2002 發表於 2014-4-16 00:07
轉自:批踢踢

服貿只是經濟議題？...呵呵

可以看看台大刑法教授的期中考題，好幾位刑法學界教授接著反應，某程度也反映了刑法學界的質疑。底下朝聖的人頗多XD

課程名稱︰刑法分則
課程性質︰法律系必修
課程教師︰李茂生
開課學院：法學院
開課系所︰法律系
考試日期（年月日）︰103年4月15日
考試時限（分鐘）：100分鐘
http://www.ptt.cc/bbs/NTU-Exam/M.1397554670.A.3A1.html

evalee

tpenews 發表於 2014-4-16 01:05
以為愛北大 很乾淨
原來 政治 已解禁

愛北大很乾淨吧
反而是特定人<澄清非閣下>謾罵網友汙染這裡，很遺憾。
討論反黑箱作業的公共事務，從2010年開始討論空汙違法瀝青廠問題至今，我看到愛北大始終如一。

evalee

蜘蛛人 發表於 2014-4-16 09:13
大人看不懂「太陽花世代」？ 2014年4月15日星期二

http://mhperng.blogspot.tw/2014/04/blog-post_15.html ...

太陽花世代對於中國沒有特別的敵意，他們只是合理地在防範一個一向不懷好意的政權，沒有更多的意思，不需要想太多。只要中國擺出善意，他們就絕對不會有任何的敵意；如果中南海（或任何人）要強逼他們就範，他們就跟你激烈地抗爭到底。他們只是無法忍受強欺弱、霸王硬上弓、不講理、不尊重，而不是在「恨」誰，也沒有任何固定的意識形態。
但是，當中國連韓寒的心都收服不了的時候，實在沒必要自惹麻煩來招惹這一群天不怕地不怕的新世代。不要再威嚇他們，威嚇只會加強他們對中國的抗拒；也不需要再威嚇馬英九了，馬英九軟弱好欺負，剛好意味著他無法代表這塊土地上的人民。....寫得真好，這個世代不滿欺騙、霸王硬上弓....，某程度也反映了成人世界的問題，林懷民最近表示看法，請這群孩子繼續當我們的楷模。孩子的憤怒，成人應該嘗試去了解。


30秒的手段＝霸王硬上弓

蜘蛛人

〈台北都會〉《放棄體制內安逸生活 無利可圖也無怨無悔》 黃國昌堅持 走在社運路上

http://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622609

2012-10-14
前言

這個地方，是一個實體也是一個想像，是我們對於它的主觀情感，也是我們共同生活的意義所在。這個地方，需要我們共同參與，建立公民社會的對話與激盪，他們，正用著不同方式，喚起我們對公共議題的關注與共鳴，成為公民參與的一份子。

「七月三十一日紐約深夜，看著網路上數百名學生在旺中總部前高聲怒吼『我不是走路工，我反對旺中』，壓抑了半年的情緒，終於找到了出口。今夜，眼淚不聽使喚地崩洩，深深地被台灣公民社會的力量所感動。」這是「走路工事件」爆發後，中研院法律所副研究員黃國昌（見圖，記者林正堃攝），自己寫下的心情文字。

黨外雜誌 社運啟蒙關鍵
赴美研究一年，黃國昌在九月短暫返台二天，抽空接受本報專訪。從「拒絕中時」到「反媒體怪獸」行動，一個大四即考上律師、司法官、公務員高考的台大高材生，何以如此無怨無悔，盡做些無利可圖的事，他說「建中一年級時就決定放棄父母的醫生夢，選擇念法律」，因為那年他參加學校辯論賽，題目正是「我國會是否應該改選」，為了比賽他開始接觸黨外雜誌，才發現從前被教育的盡是在「中國」框架下的國民黨制式教育，「這是我啟蒙的第一個關鍵，此後即使籠罩在高三強大升學壓力下，我還是會跑去中正廟看參與學運的大學生在抗議什麼？」黃國昌說。

進了台大，他成了校長陳維昭眼中「不用功、愛搗蛋的學生」。就在大一那年，台大圍牆外正為著「廢除刑法一百條」如火如荼地展開社會運動，這年他決定參加「大學新聞社」，跟著學長認識社會運動，「總統直選遊行，是我第一次拿著大喇叭，站在小木箱上，對著群眾演講，講出我們的想法，我台語不好，有些群眾會不高興，鼓譟要我用台語講，經我誠懇解釋後，他們不僅理解，還在我面前募款箱子裡，投下捐款，他們都是工農階級，卻願意支持學生運動，我想著，拿了這些錢要做什麼，我們決定要把校園外的運動訊息，這些被主流媒體封殺的新聞，透過大學新聞報帶進校園內，當時的我，是一個運動者，也是一位報導者。」黃國昌說。

不參與政治 投入校園改革
大二末他選上學生會長，但不像同樣活躍台大校園的羅文嘉、林佳龍、鄭麗文等，他說：「我早就打定絕不參與政治活動，不被抹成與民進黨掛勾，我要做的是校園改革運動。」在那個國民黨最大的時代，持續支持改革的台大學生並不多，黃國昌說：「當時我深感何為大學生的冷漠，他們關心學業和愛情，多選擇可以認識異性的社團，對公眾關心的事情就難了。」就如他自己形容「一個浪漫的理想主義者」，所以他可以犧牲談戀愛、讀書的時間，從做布條到靜坐抗議，就是堅持要改革「大學法」，他要求至少七分之一比例學生出席校務會議，並具有發言權和決定權，他到教育部前丟雞蛋，要求教育部不要把手伸進校園來。

結果只要到一半，大學法修正學生「應出席」且未定人數，於是他回到校園繼續對抗校方，爭取學生權益。他辦學生公民投票，決定軍訓課是否要留在校園；他在台大校務會議前三天，帶著十幾位學生在行政大樓前靜坐，帶睡袋徹夜抗議到開會前一天，「校方看學生如此堅持，叫校警把布條割了，我們就在行政大樓的柱子上噴漆，終於引起媒體關注。」黃國昌回憶著。

在媒體面前，他進入校務會議，直接嗆校長陳維昭，學生未出席是違法的，他退席抗議，台大校務會議因此停擺。這一年，他要求台大廢止女生宿舍門禁，他說：「晚上十二點女生宿舍總要上演一幕幕生離死別，這是對女學生非常不友善的校園空間。」

但這一年的犧牲，卻換來兩個內心深刻痛苦，一是資源鬥爭，黑函滿天；二是看到在課堂上宣揚真理的教授，在行動上卻是說一套做一套。「但令我感動的是，大四畢業那年，兩位大法官解釋，大學軍訓課等共同必修科目表是違憲，大四那年我考過高考、考上律師與司法官，再次證明，改革校園與荒廢學業不必然劃上等號。」黃國昌驕傲地說。

無懼旺中 激發人民反抗
走出校園，黃國昌仍繼續參與那讓他痛苦並快樂的社會改革運動，他投身司法改革十年，參與白玫瑰運動，他更成為這次反旺中運動主角，同樣被抹黑，同樣努力支撐著學界和新聞界的堅持，他可以在旺中併購案即將通過的前一天，繼續振筆疾書，繼續寫信串連學者隔天到ＮＣＣ抗議，就如學生時代的自己，他清晨起床到中研院做抗議紙板，他拿著麥克風帶領溫文的學者呼口號。他說：「我們要為社會運動負責到最後一刻。」沒想到，這最後一刻卻成反旺中運動中最重要的轉捩點，隔兩天，旺中媒體大篇幅報導「走路工事件」，全版面、全時段抹黑攻擊黃國昌，激發台灣人民的憤怒，進而促成九○一反媒體壟斷大遊行。

「在美國念書時，我清楚知道我要回來，我要回到台灣做些事情，與中國靠攏、與財團靠攏，或許生活會過得較輕鬆，但卻會讓我失去精神層面價值，更違反我從年輕時代一直堅持的根本價值，當初為何念法律，是為了賺錢、為了與權貴站在一起嗎？我瞧不起為了做官、為了錢財隨時改變自己立場的人，如果我要做這種被瞧不起的人，就不用走這條路了。」他懇切說出內心的堅持。

憂心台灣 累積進步力量
問他面對如此強大抹黑是否會退卻與失望，他竟回答：「這陣子離開台灣，我一直在想，台灣接下來該怎麼辦，我沒有答案，但有點沮喪，整個環境空間，變成往中國靠攏、往財團靠攏才是正確的路，才是目前掌握權勢者選擇的一條路。」在黃國昌的生命裡，一直有他不可動搖堅持，他不知自己為何可以一直在痛苦，卻一直走在社會改革路上，但他卻知道，社會改革難有立即成果，只能在過程累積能量，讓更多人願意去關心這片土地、這個社會的問題，他說：「這就是一股進步的力量。」

evalee

芬妮絲 發表於 2014-4-15 22:40
我從沒說抗議不行
我也參加了反空污

感謝您提供的方案－體制內的選舉，看到政府的作為，我個人一定用選票向政府''致敬''。
我也希望凡事都可體制內處理，沒人想被關或是在吹風淋雨上街頭，看電影和朋友聊天吃美食談戀愛多好。

請思考，選舉真是萬能的制度嗎?
如果體制內選舉出來的民意代表，很明顯被黨意或個人意見把持，甚至行政立法權都控制在同一個人手上，體制漸漸名存實亡，這時候還要堅持體制，或者想辦法找活路?去反轉導正體制，或者去刺激體制修正?
我想這是更深層的思考，江宜樺應該也思考到這個問題，所以認同麻木不仁、暴力的體制，是可以被衝撞的!
如下:

抗議對抗麻木的體制，可以有正當性。

蜘蛛人

試圖理解學運衝突的貧血中年，今天看到清大彭教授的分析，跟大家分享:

大人看不懂「太陽花世代」？ 2014年4月15日星期二

http://mhperng.blogspot.tw/2014/04/blog-post_15.html

       看著網路上大人們對「太陽花世代」的各種解析，我常感到好笑。統派以為這是一場「反中恐共」的鬥爭，背後是綠營在支持。其實，盡管他們跟少數民進黨立委關係良好，他們厭惡民進黨政客的程度絕不下於厭惡國民黨。他們對中南海或許沒什麼好感，但是假如有大陸交換學生在現場，一定會被邀請「共襄盛舉」，甚至會有人自願當地陪，熱情地解說現場發生的一切。他們什麼也不怕（連近在眼前的鎮暴警察都不怕，更別說他們根本沒見識過的中國武警和天安門的坦克車，或者聽都沒聽過的文化大革命），反而質問我為什麼要那麼怕中國；他們誰也不恨，只恨那些不尊重民意，踐踏憲政，迫害弱勢的人──以及那些沒有盡責的在野黨立委們。

       他們自稱「台灣人」，卻跟傳統意義下的「台獨」沒有任何的關聯，她們不知道省籍有何意義，也完全沒有身分認同的問題。就像他們之中的一人所說的：「太陽花世代的身分認同不是人格差異伴隨規訓程度差異下的產物，而是建立在紮紮實實地親密呵護土地的地方感之上，『你是什麼人？』問遍絕大多數的太陽花世代，他們會不加思索的告訴你：『台灣人啊，台灣長大的，不然是什麼人？』」

        他們在跟我們完全異質的社會情境下長大，你不能用我們的邏輯去揣測他們的心理。你不需要對他們抹黑、抹紅、抹綠，整個太陽花學運只有一個三合一的主軸：「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公民不服從」和「自己的國家自己救」。魏揚說：如果被判刑，他會去服刑，但是「認罪不認錯」，這是「公民不服從」的典型態度，這是一場100%的公民運動。我們用一大堆自己也搞不懂的術語在分析我們這一代的意識形態而又擺脫不了任何一種意識形態，他們卻打從出生到現在幾乎就不曾相信過任何意識形態，也不需要擺脫什麼意識型態。

       戒嚴體制下長大的父母們，憂慮這些「暴民」將會拆毀台灣的禮教與司法，使台灣進入「社會失秩」的狀態。其實，這些孩子沒有一個會對人使用暴力，他們甚至不相信警察會無緣無故地對人使用暴力。而且，他們遠比過去任何一個世代的學運份子更認真在維持環境整潔，也更關心環保與垃圾分類。330那天我走在濟南路上，到處有人在分送免費的便當和礦泉水，甚至竟然有大學的小女生邊走邊伸出赤裸的雙手問：「有人要丟垃圾嗎？」這群孩子的善良讓人放心也讓人感動。

       這些人難懂？其實不難，他們是在我們教養下長大的一群。認真看看他們怎麼長大的，認真看看他們在各種社會運動中走過的路，你就有機會懂他們的心。


一、絕不仰人鼻息，敢跟世界平起平坐的世代

       林飛帆出生於1988年，魏揚大概是1989年出生，陳為廷出生於1990年，洪崇晏或許是1990~1991出生的。他們的爸媽是戰後嬰兒潮的世代，是創辦森林小學、解除髮禁、制服、體罰與惡補，推動鄉土教育的一代，是見證台灣從貧窮到富裕，從戒嚴到解嚴的一個世代──這是台灣第一個受過完整高等教育的世代，見識過世界，有大量全球頂尖名校畢業的博士回到台灣，一再開創台灣奇蹟，也相信台灣會一代比一代更好的世代，因此他們完全尊重孩子的發展，不會因為擔心現實而逼孩子棄文從工或從商。在這些父母的開明教養下，太陽花世代的孩子從小就不知道髮禁與制服，從小只有講理而沒有規訓，只知道要尊重別人而不曾被壓抑、委屈。只要是對的，爸媽從來不曾不給，因此，對他們而言，「對的就是對的，沒有理由拒絕；錯的就是錯的，沒有必要辯白」，他們不需要再有更多複雜的解釋，也不接受任何的矯飾與辯解。

        只要是對的事，他們一定要得到。他們不曾仰人鼻息，他們的父母不曾告訴他們：「現實很可怕，你不要冒出頭來，以免遭人背後暗算」；他們的父母不曾告訴他們：「現實很無奈，你要委屈自己去唸不喜歡的東西，以後才會有出路」；他們的父母不曾告訴他們：「政治很可怕，只有外省權貴可以玩」；他們的父母不曾告訴他們：「政治很骯髒，你不要去碰政治」；他們的父母不曾告訴他們：「台灣是個落後的國家，各種不民主的現象都是必然，你必須要忍耐。」反之，他們被鼓勵去念自己喜歡的科系，表現自己，勇於突破與創新；而她們那些擁有國外頂尖大學博士學位的教授們整天在講後現代、性別、資本主義與全球化的流弊，他們講當代人權發展史，講台灣政治與社會的弊端與各種結構性問題，講歐美政治與社會的發展過程，講公民不服從。

       於是，當大人都認為「政治有政治的現實」時，他們心裡還是只有對錯而沒有現實。在他們心裡，台灣不是二等國家，她有資格享有跟全世界一樣進步的制度與人權。他們說：「你們是亞細亞的孤兒，我們不是。」對他們而言，如果台灣還不夠進步，不是因為我們不配，而是因為我們還不夠努力。他們勇於實踐，勇於突破，勇於開創新的可能。

       只要是對的，他們什麼都敢要。不像戒嚴體制下長大的我們，從小仰人鼻息，看人臉色，擅於掩藏自己的夢想和渴望，拿到世界一流大學的博士卻還委委屈屈地自以為是世界上的二等公民，看慣了政治人物的無恥也對政治人物的無恥、蠻橫、霸凌有高度的適應性，甚至習而不察，一點也不覺得不舒服。

       於是，當張慶忠演出荒唐的 30秒時，大人只會習慣性地無奈，大學教授只會「惡法亦法」地自認倒楣，他們卻衝進立法院。當大人對於霸佔立法院感到矛盾（國會代表民意，沒有國會誰來代表人民發聲），還在捍衛形式上的民主時，他們要的卻是毫不打折的實質民主，他們清楚地知道：這群立委在惡搞，必須先想一個辦法阻止他們惡搞再來談接下去怎麼辦；如果佔領立法院還不夠讓馬英九身邊的惡徒屈服，那就再佔領行政院；如果佔領14天還不夠，那就一值佔領到大人們知道要如何做對的事！

       我們看不懂他們，因為我們什麼都不敢要；我們看不懂他們，因為我們習慣於說一套而做另一套。於是，江宜樺和龍應台各自說了一堆自己打自己的言論，氣得年輕人燒了他們的書。連一向很有正義感的朱雲漢都寫出〈台灣離民主崩壞還有多遠？〉這一篇荒唐的文章，等著被海外留學生陳方隅用〈「佔領立法院」傷害了代議民主嗎？──與朱雲漢教授的對話〉叫他不用擔心。

       「對的事情不敢要」，這個態度讓台灣在解嚴後很快地就再度陷入藍綠勾結的買賣政治裡，無法進步；「對的事情都敢要，而且馬上要」，這個態度讓太陽花世代做到民進黨做不到的事，也做到我們這一整個世代都做不到的事。太陽花世代或許還沒有足夠的成熟度去駕馭這個極端複雜的全球化世界，也許還不懂這世界上的各種爾虞我詐，但是台灣的民主如果能有機會進一步發展，他們那種「對的事情都敢要，而且馬上要」的態度絕對是不可或缺的。



二、無法忍受壓迫與不平等，不為經濟犧牲正義的世代

       陳為廷建中畢業後念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系，然後念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進入大學後，所有的社會運動他幾乎無役不與：反學費調整方案、台灣同志大遊行、五一勞工反貧窮大遊行、苗栗大埔農民運動、聲援華隆紡織廠工人、參加工運、參與反媒體壟斷運動、反媒體壟斷、反台南鐵路地下化東移。只要有人被壓迫，你就會看到他的身影。林飛帆參予過反對大學法人化陣線、反對教育商品化聯盟、反媒體壟斷反臺南鐵路東移自救會、支持同性戀婚姻平權與多元成家。兩人都跟民進黨有密切的關係，卻都不曾無條件接受民進黨，而參予了反抗賴清德的「台南鐵路地下化東移」。

       太陽花學運不是林飛帆、魏揚、陳為廷和洪崇晏的學運，而是一大群甘願不具名地參與的學生和年輕的上班族，他們在歷次的社會運動裡見證台灣社會「奸商吃人不吐骨頭，政府、兩黨狼狽為奸，媒體學者甘為鷹犬」這樣的體制。        

        他們反對的不是國民黨，而是所有的霸權、壓迫與欺凌──不管它是國民黨、民進黨或者是共產黨。跟民進黨的淵源，單純只是因為民進黨還有少數讓人看得過去的政治人物，國民黨內則早已骯髒、敗壞到沒有一個讓人看得過去。

        我不了解現在的成大和林飛帆的教育背景。陳為廷在清大的老師群們綠油油的一大片，很多人都參予推動過藍綠的政黨輪替，相信一定要在倆個爛蘋果中選一個，為了維持兩黨政治而對民進黨百般原諒跟遷就。你別以為這樣的老師敎出來的學生就一定是綠的。他們中學和大學的時候經歷過紅衫軍倒扁運動、後來對陳水扁的起訴和羈押，以及綠營逐漸跟陳水扁脫鉤的過程，他們已經不再像自己的老師那樣地盲目相信民進黨。

       真正培養出太陽花學運的人，就是馬英九，以及「率獸食人」的官商勾結體制。
       從小被要求講理的這一群孩子，長大後卻發現大人不講理，大人縱容不講理的大人，大人說的跟做的不一樣。他們不能忍受強凌弱、大欺小，更加不能忍受政府欺凌弱勢的暴力。但是在士林文林苑事件、大埔事件、洪仲丘事件、臺南鐵路東移、關廠工人臥軌事件裡，他們發現大人沒良心，說一套做一套；他們發現國家沒有在為人民謀福利，反而幫著奸商欺壓善良而無助的農民與工人。一次又一次的欺壓裡，讓他們一次又一次地問自己：我要放任這個社會爛下去，還是要「自己的國家自己救」。

       馬英九上台之後的蠻橫，一次又一次地呼喚他們上街頭，去對抗這不公不義的社會。而蔣偉寧事件則讓他們徹底失望地發現：大學校長和教授們只在乎禮貌，而不在乎事實和是非。等到張慶忠演出荒唐的 30秒時，他們終於覺悟到：「假如一個小丑可以用30秒強姦2,300萬人的民意，台灣的民主簡直已經病危到只剩最後一口氣。」

       我認識的年輕人裡，一個碩士生每天白天在校上課，晚上到立法院外靜坐，直到病倒；一個剛回國的上班族第一個晚上就跟著大家一起衝進立法院，第二天打電話向公司請了兩天半的假；一個年紀再稍大一點的，竟然在剛開始的一週內覺得生活上有所享受就對不起在議場內抗爭的人。

        對他們而言，假如民主不存，經濟發展也就失去它的意義。學運最後一週，很多在社會上已經嶄露頭角且一向忙於創業而未曾參與社會運動的80後和 80前，紛紛在臉書上討論學運候要如何利用自己既有的資源去強化台灣的民主。

        我們這個世代被父母一再恫嚇：現實很可怕；我們之中有許多人也謂了現實而放棄自己原有的理想與抱負，我們願意為了經濟而犧牲正義，甚至願意為了經濟而干冒讓民主蒙塵的風險、後果。但是，你若問太陽花世代願意為經濟犧牲什麼，也許他們什麼也不願意──畢竟他們已經從自己的遭遇發現，我們這一代用「經濟發展」為藉口，犧牲的卻是他們這一代的幸福，讓他們看不到未來。

       台灣正在經歷著世代的交替，也正在經歷著社會價值觀與社會發展目標的轉型。

三、送給給大陸領導人的幾句話

       我相信中南海十之八九也把這一場學運定位在「分離主義」、「國族主義」與「台獨」。但是我很希望中南海的領導同志們了解一個事實：這個跨越20歲到40歲的世代已然形成，他們可以對進步社會心服，而不可能對任何蠻橫的霸權屈服。

       要收服這一群人的心其實很簡單：只要大陸的民主化程度，對人的尊重、平等、關懷程度都讓他們滿意，他們就不會再有任何的敵意和防範。如果中南海的兩岸政策是：「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什麼都可以談。」那麼，我相信這個世代的原則是：「在民主平等、尊重互惠、競爭進步的前提下什麼都可以談」。

       別相信台灣統派老頭子們的諂媚、阿諛、奉承與「分析」。太陽花世代對於中國沒有特別的敵意，他們只是合理地在防範一個一向不懷好意的政權，沒有更多的意思，不需要想太多。只要中國擺出善意，他們就絕對不會有任何的敵意；如果中南海（或任何人）要強逼他們就範，他們就跟你激烈地抗爭到底。他們只是無法忍受強欺弱、霸王硬上弓、不講理、不尊重，而不是在「恨」誰，也沒有任何固定的意識形態。

       但是，當中國連韓寒的心都收服不了的時候，實在沒必要自惹麻煩來招惹這一群天不怕地不怕的新世代。不要再威嚇他們，威嚇只會加強他們對中國的抗拒；也不需要再威嚇馬英九了，馬英九軟弱好欺負，剛好意味著他無法代表這塊土地上的人民。

        其實，未來一整個世代裡，中國的問題都在內政，而不在台灣。先搞定從極權到民主的發展歷程，先讓韓寒這一代心服，我們再來談進一步的兩岸關係吧。如果中國除了GDP成長率之外沒有一件事讓人羨慕，甚至連人均GDP都只有台灣的三分之一，就急著要以商統政，這絕對是無法讓太陽花世代心服的。

kwbaseball2002

正視聽一下
中正一的網站是寫[永久不得許可]
至於想如何解釋就看個人的想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