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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看法區] 政改風雲洗禮後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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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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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5-6-24 22:54:05 |只看該作者 |新文章置後

香港經濟學者、盤古智庫學術委員梁海明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

過去一周，是香港喧鬧的一周。香港政改方案一如所料遭否決，“香港已死”的唱衰聲也不出意料再次響起。不同的是，過去是國際輿論的嘲諷，如今更多是國人的奚落。

在這個積鬱的年代，此類流於口水的譏笑，若能因此成為國人一個宣泄個人不平心態的藉口，或許也是香港給國家作出的一個“貢獻”吧。

政改被否，並不代表一切都完了。因為除了政改，我們還有詩和遠方。那麼，政改遭否決後，“港”問路在何方？

盡管被“唱”得很“衰”，但從短期看，香港還沒那麼糟糕。雖紛爭不斷，香港GDP過去半年增速約2%，這看起來像是“龜速”，但美國經濟已連續兩個季度負增長，歐元區國家增速則只有0.5%，與同類型的發達經濟體相較，香港的經濟增速算是相當穩健。

香港的失業率過去一段時間長期維持在3%左右，這是在經濟學上的數據，實際經濟活動中已相當於幾乎全民就業，若失業率在2%左右，則意味就業市場是供少於求。香港去年的CPI為3.5%，暫無高通脹之虞（以香港過往平均數據CPI達5%為高通脹），也無通縮之憂。

不過從中長期看，香港未來可能有點糟糕。糟糕之一，在於各界已知香港問題所在，但卻無解。香港當前的問題，除了製造業空殼化、樓價持續高升、貧富差距擴大、政治生態走向偏激且扭曲、行政立法惡鬥不止和特區政府管治愈趨弱勢之外，還包括基層市民缺乏向上流動機會、中產階級負擔沈重“向下沈淪”、富人階級安於現狀得過且過，利益集團積極制定遊戲規則尋求更大權錢利益等等。

上述問題屬老生常談，且路人皆知，我也在之前發表的文章——《香港困局只能自救》中探討過，並提出走出困局的建議，但由於當時香港內部危機感不足，發展共識尚缺，問題不但難解，亦已成為了香港經濟向前的一大障礙。

糟糕之二，在於舊題未解，新題又現。一方面是身為國際城市的香港，其國際化程度已下降。九七年回歸之後，不但香港的外國人小區逐年漸少，港人的視野、見識也收窄了，開始由國際化轉為歐美化，甚至“股市化”。

多數港人熟悉的僅包括歐美日、中東等幾個國家，且僅對上述國家中能影響股市、匯市波動的事情興致勃勃，沒有興趣全面、深入瞭解他們經濟、文化、社會和傳統等各領域。港人對其它國家則興味索然，未能及時捕捉到世界眾多新興經濟體、發展中國家日新月異的變化，令香港喪失了不少發展機遇。

另一方面，專才赴港實際上並不大“專”。過去二十多年，香港雖與新加坡一樣，引進了逾100萬各類人士前往當地，但不同的是，新加坡引進的人士，絕大多數是高學歷人士，且他們當中大多數選擇在新加坡定居、工作，在各行各業發光發亮，共同推動新加坡經濟發展。

香港則相反，100多萬前往香港的人士，平均學歷並不高，縱使引進的高學歷專才、優才也是“身在香港心在外”，多數只為尋求獲得一張香港身份證、一個香港身份，並無專心在香港經營工作、生活的長期打算，未能有效的為香港經濟發展作出各界期待的貢獻。
而且，香港經濟面臨的另一嚴峻問題是“撤離潮”也漸現。首先是隨行政立法關系惡劣，及港人動輒向官員問責，動輒使用文字和言語暴力向官員唾罵，加上中央政府、建制派給予的壓力，特區政府已由“熱廚房”變成“熱火坑”，令香港精英之士、在民間的“高手”望而生畏，轉投各類專業及工商金融界，不願投身政府為香港發展出謀劃策，部分更有離開香港轉往其它地方發展的打算。

“撤離潮”的另一面是隨香港持續內耗空轉，社會紛爭不斷，法治精神遭受沖擊，再加上成本持續高升，已導致部分外國投資撤離香港轉往周邊國家、地區，對香港經濟帶來不小的損失。

政改被否決之後的香港經濟，很大程度上已陷入惡性循環，“港”問路在何方？外界很容易得出一個甚為悲觀的答案。

但是，時代總在適當的時候“眷顧”香港，翻開過去數十年的經濟發展史，香港每隔十年、八年均會遭遇一道坎，無論是2008年的金融危機、歐債危機，2003年的非典，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還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的港人移民潮、八十年代初香港問題的中英談判，皆令香港經濟、社會動盪，但很快又出現了“起死回生”的頑強生命力，推動香港進一步向前發展。我相信，經過這場政改風雲的洗禮，香港未來很有可能會重新開始起步。

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香港之所以能有如此強的發展韌性，是由香港的特殊性和港人的本性決定的。

一是香港“皮實”。作為一個地方小、人口數量不多和經濟基礎較牢固的城市，香港船小好調頭。甚至可以說，只要有一個產業發展蓬勃，便能帶動其他的產業發展，推動經濟繁榮。過去無論是製造業、進出口貿易、高端旅遊、地產、股市、金融和高端服務業等領域，都在過去的經濟周期循環中，輪流扮演“雁頭”的角色，引領其它產業向前發展。

加上，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香港的核心競爭優勢並非只是中央政府給予的優惠政策，或者是前往香港上市的公司數量，而是形成了以律師、會計師、投行和專業咨詢等眾多專業人士所組成的“群聚”（cluster）效應，在這種非常交易導向（transaction oriented）的氛圍之下，只要思想不滑坡，辦法總比困難多，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鞏固和發展，奠定了厚實的基礎。

二是港人務實。例如中國中央政府自推出了“一帶一路”倡議之後，中國內地更多註重“一帶一路”全局、宏觀和整體的討論和進行國別研究，但據我的瞭解，香港從特區政府到業界已經在研究各種細節，主動地、積極地尋找香港的切入該倡議的空間和可能性。不少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的港商，已組建了行業內的協會、委員會，團結起來共同尋找海外投資的機遇。

“一帶一路”倡議中，未來也包括中國與沿線國家的金融合作，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今年3月就在博鰲會議上提出“積極推動構建地區金融合作體系，探討搭建亞洲金融機構交流合作平臺”。我在香港的實地調研中，也發現香港的金融業者，包括港交所，也開始動手籌劃“服務內地，進軍亞洲、面向國際”的新金融投融資、交易平臺，為香港未來在中國與亞洲地區的金融合作中搶得頭籌，喝頭啖湯。

三是港人現實。在受到百多年英國殖民者重商輕政教誨的潛移默化下，港人血液里事實上並無熱衷政治的基因，許多年青一代港人只是借政治的理由抒發自身發展受限的憤懣。政改紛爭困擾香港長達兩年之久，早已令人厭倦，現在宣告政改此路不通，習慣“金錢掛帥”的港人很大可能回到熟悉的“老路”，在商業、高端服務業一展身手。

在香港“小政府、大市場”的背景下，香港特區政府並不需要發改委式的發展規劃，工商界要發展、想發展的共識，比特區政府的行政力量更大，也更易推動香港的經濟向前。

因此，對於政改後的香港經濟，我可以說是一個“沮喪的樂觀主義者”（frustrated optimist）。沮喪來自明明可以靠優勢吃飯，但香港卻在紛爭不斷，導致經濟停滯難前。樂觀則是相信中央政府對香港政府不會大幅改變，加上香港的“三實”（皮實、務實、現實）特性，只要眾多港人取得共識，重歸經濟發展、民生問題，香港未來依然是一塊得天獨厚的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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