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態下的供應學派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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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體順 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

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進行經濟改革以來，中國過去三十多年均取得10％的年複合增長率，但是近期種種跡象顯示，其增長速度已有明顯放緩，引發各方擔憂。中國GDP在2012年放緩至8％以下，2014年進一步下降到7.4％，為過去24年中的最低點。市場預測，在未來幾年內增長速度有可能進一步放緩至7％左右或更低。筆者認為，目前的經濟放緩與近幾十年來經濟周期性的放緩有著根本上的不同，那就是中國經濟很可能演變成一種“新常態”時期。

& N& X+ L3 f  \6 s) a9 d何為“新常態”？從經濟學理論來講，“新常態”下的增長放緩可以從兩方面來解釋：從供給角度來講，按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經濟增長是勞動，資本和全要素生產率（TFP）的函數；從需求角度，經濟增長是靠投資，消費和凈出口拉動。在“新常態”之下，走供給學派革命是一條可行之路，那就是通過改善供給來創造需求。眾所周知，供給學派是20世紀70年代興起於美國，經過里根總統以及撒切爾夫人的政策主張而聞名於世。

( ?9 q  M+ ?) R3 q: V* ]從供給方面看中國經濟變化，首先是人口變化。中國的人口紅利在2012年通過轉折點，自此以後勞動年齡人口的逐步下降和依存人口比例逐漸上升，這可能會對關鍵的和相互關聯的增長因素，包括勞動力供給、儲蓄率。資本邊際收益和全要素生產率產生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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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_/ ?" X& `" p' x4 S6 o1 u中國勞動人口正在呈現縮減趨勢，15-59歲人口從2011年至2012年縮水66萬到9.45億人。“在2012年，我們看到了勞動年齡人口首次下降，我們應該高度重視這一事實。”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如是說。事實上，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的數量到2014年已從2011年頂點下降了560萬。2012年中國GDP增速10多年以來首次下降到8％以下與該年人口拐點應該不會是一個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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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全要素生產率包含技術進步、資源配置效率、技術效率以及體制和管理創新等改善，而中國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對於中國經濟意義重大：在過去的30年中，中國通過將勞動力從生產力較低的農業領域轉移到生產力較高的第二和第三產業，以及後發者的技術追趕，在中國經濟增長中起了重要作用。然而，隨著時間的變化，大量“低垂果子”已經被采摘，換而言之，經濟增長方面容易的道路已經快要走完，勞動力過剩正在消除，低基數效應隨著中國與發達國家之間技術差距的縮小正在消失，這一切表明了生產率增長的速度將會放緩。

3 R( v7 r6 y/ f3 j同樣的視角，其實也適用於制度創新紅利。在過去三十年，通過加強產權保護、私營部門崛起、國有企業改革加入世貿組織等舉措，中國在全球貿易中的市場份額提升，其紅利所帶動的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這一情況今天也面臨瓶頸，有可能經過三十年的繁榮後放緩。

# T; a% M% @) |# R# `: E: Q# [2 c從需求方面看，隨著中國經濟不得不解決投資比例過高、經濟體系杠桿過度及房地產價格及庫存過高等潛在風險，未來投資增長將勢必減速。2012年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中國達到46.1％，明顯高於世界平均水平的23.8％，對比之下，美國的12.8％，歐盟的17.8％，日本的21.2％。再看房地產市場，這一行業占2013年占中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約30％，但其銷售量和價格在2014年放緩，隨著在未來幾年人口結構的變化和脆弱的大眾承受能力，這一放緩趨勢會繼續持續。最後，中國的整體債務占GDP的比例已提高到2014年的241％，而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前該數據低於160％，這也使中國成為全球經濟體中負債最高的經濟體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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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出口來看，盡管向價值鏈的上方移動可以幫助中國維持，甚至在某些領域擴大市場份額，但出口增長將來是不可能成為一個顯著增長的貢獻力量，因為中國本已有較高的全球貿易市場占有率和一個可以說是競爭力較弱的貨幣。中國在全球市場的份額從1978年微不足道的0.79％和1998年的3.4％已增至2013年的12.6％。中國的貿易總額僅在2014年增長了2.3％，低於全球平均水平，這表明中國正在輕微失去市場份額。國內消費應該在投資和出口相對溫和下對推動整體經濟增長起更重要的作用；然而，通常消費與與名義收入會保持一致，中國可能會需要一段時間，才能成為像美國一樣由消費導向型的經濟體。

筆者認為，“習李”新一屆政府一方面反複強調“新常態”的主題，同時落實供給方面而不是需求方因素的政策改革。2013年十八屆三中會方全會以來系列政策變化也展示，新政府的重點是更加註重根本改變中國的發展模式，從依賴需求方的因素，如通過撬動了地方政府和企業部門的資產負債表提升投資到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來維持長期增長。

正在進行的改革之中，下面四個領域的變化值得關註。首先，正在進行的戶籍制度的改革，旨在將農民工在城市的公民和社會權利合法化，這將有助於促進城市化進程和減輕不利的人口趨勢的影響，從而提高潛在增長。其次，政府的高調削減繁文縟節和減少官僚作風的舉措應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消除法規和私營部門進入某些國有企業為主的行業壁壘，實驗和擴大自由貿易區（FTZ），以及在自由貿易區的範圍內通過的“負面清單”投資政策應進一步在私營和公共部門之間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並鼓勵私人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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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由政府的殷切努力，鼓勵創業和創新應可通過創造性破壞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即讓更高效的企業茁壯成長、擴大，並最終使效率低下的競爭對手退出市場。有據可查的經濟文獻中，行業進入與退出，企業的擴展與收縮導致的配置效率的提升可以解釋三分之一到一半像美國這樣的發達經濟的生產力增長。在這方面，如果中國采取適當，審慎和果斷的改革，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可以提高30％-50％，這一點應該不是不可想像的。最後再看金融部門改革，通過包括利率、人民幣國際化和自由兌換的逐步放開，簡化國內IPO上市機制和並購過程中的審批，通過2014年引進“滬港通”進一步對國際投資者開放國內資本市場，並可能在2015年實現深港通，應該都預示著資本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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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L9 D" `# {6 ^對比世界經濟，面對疲軟各自應對不同，歐洲日本走是改善需求的道路，通過發債、寬松等道路改善經濟，美國則是通過改善供給來創造需求，也就是通過不斷創新來推動經濟發展。中國下一步，應該走歐洲日本的道路還是美國的道路？目前來看，顯然後者效果更為明顯。雖然中國增長可能放緩至7％左右，但在可預見的未來，它可以提供政府更多的空間來解決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並為更高的品質和更可持續的增長奠定基礎。

/ i( i8 d) L2 o2 G9 Y' W+ e（註：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作者為前高盛中國首席策略分析師，現亦為開域資本總裁及高級策略師，開域資本是一家專註中國股票市場的資產管理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