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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為了對抗怪物，我們必須變成怪物？（一）-從鄭捷案講起~ [列印本頁]

作者: 睿依依 時間: 2016-8-18 13:58
標題: 為了對抗怪物，我們必須變成怪物？（一）-從鄭捷案講起~
【為了對抗怪物，我們必須變成怪物？（一）】

轉貼自，黃律師臉書 https://www.facebook.com/leonardhuang?fref=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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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在今年的六月三十日，里山咖啡舉辦了「司法的快意與哀愁」講座，找我去講第三場。或許是因為當事人被槍決不久，我有點感觸，也就定了這樣一個題目；叨叨絮絮的給了一個不像大綱的大綱：
（一）從鄭捷案講起：悲傷的故事開端；
（二）罪無可逭？談suicide by proxy；
（三）素樸的正義觀 v. 「正當法律程序」；
（四）結語：誰是「怪物」？兼論理性主義者的悲歌。
以下是我講的大概內容，類似逐字稿整理吧。藉此留下一點紀錄。）

（ㄧ）從鄭捷案講起：悲傷的故事開端--當代人無法驅除的孤寂感

在承辦重大刑案的過程中，我一方面可以理解主流民意對於這些被告的唾棄，但從與案件當事人的對話，我又能感受到不同的聲音。鄭捷於今年5月10日已遭槍決，這個案件從頭到尾，在各個層面上都揚起了社會上很大的塵埃；這卻是我們律師所不樂見的，因為這些聲浪，我們都很明白，只是在加速把鄭捷推入墳墓的腳步而已。

在法律上，人一旦死亡，就不再是權利主體；鄭捷雖然已經死去，但出自我自己的某種堅持或感觸，我仍要肯定他有他的「隱私」。所以，今日所討論的，都只是在公開法庭上已經透過程序揭露過的資訊。

回到主題。雖然我們的主題是「怪物」，但我並不是要影射我的當事人是怪物；畢竟，我們人隨時都可能成為怪物。浦澤直樹的作品之中，我最喜歡的就是就是《怪物》。浦澤直樹向來擅長描述疏離，以及由疏離所衍生出的恐懼；而在我眼中，《怪物》是裡頭最有力的作品。這故事大概是說：在兩德統一前，東德有一個專門培育資優兒童的兒童511之家，男主角Johan就來自這裡。他既天才，也是個連續殺人者。而這個511之家幼兒園培育資優兒童的方式，是讓被培養的資優兒童們進行相互殘殺，取其生存者。某程度上，類似《蒼蠅王》當中的概念，也反映了文明與野蠻的交織。

但在這部漫畫裡，有一則小寓言我想特別拿出來談：有一個小男孩，非常孱弱，他的父親是國王，國王遍尋良方不得治。直到有一天，小男孩遇見了一隻怪物，怪物提出要求：只要你讓我住進你的身體裡，我就使你變得強壯；代價是你要幫助我取得名字。小男孩答應了，怪物也實現了他的要求。但是這個小男孩從此必須不停地吞噬別人，來滿足這個怪物。而在吞噬別人時，他也會取得這個人的身份/名字。

鄭捷在犯案結束後，就丟下了兇器。在法庭中，他的陳述是：他之所以犯案，是渴望被人殺死；而這個念頭，在他很小的時候就有了。在這裡，我要指出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實是：依據調查所得的資料，鄭捷來自一個平凡的家庭。全台灣2300萬人中，很可能有幾十萬甚至百萬人的生長背景，跟鄭捷差不多，一樣平凡。就已知的資料，鄭捷並未遭遇任何親人虐待；他的就學雖有小挫敗，但也沒有重大的挫折。鄭捷曾經提過：他在小學時，似乎因為跟兩個女生起了爭執，而起了殺人的動機。而在他國中時，也經歷過全班集體性的體罰。我問過鄭捷：你要復仇的對象，應該是那些人？如果是以復仇作為出發點，那麼，眾人可能較能理解你，而不是像現在這樣，你莫名其妙殺了陌生人，眾人如今對你抱持著如此大的恐懼。但他自己似乎也不知道為什麼。

一審檢察官在結辯中，就指出了這份恐懼--「不處死，無以平息民眾的恐懼」。我稱這種恐懼為一種集體性的歇斯底里：人民根本不清楚發生了什麼事，只知道這麼多人死了，或者受到傷害；這份恐懼加上對真相的不知，漸漸蔓延，而形成集體記憶的一部分，以至於，檢察官，作為人民的代表，認為種種恐懼的源頭--鄭捷，應該要徹底地被抹滅。而在那段時間中，你可以注意到恐懼帶來的效果：人民進入公共空間，總會有一點不自在，想要看旁邊的人究竟在做什麼。

這也是我們律師的考驗。我們該如何讓人民接受，鄭捷依然是個人？

跟鄭捷交談時，我們不斷地花時間去討論他到底是怎麼被養成的。但即使是他本人，也不知道為什麼：他不知道他自己是如何把對女同學，以及那位老師的恨意，轉移成對陌生人甚至自己的殺意。

從我的觀點，我認為疏離感或許是這背後的重要因素。

日本的法務省，以及美國司法當局，都曾經針對大規模隨機殺人案做過研究。研究的結果是：社會安全網的欠缺，這個人在一段時日的（被）疏離之後，終於找不到自我的價值與認同；而他是如此地不被注意，以至於他渴望透過做出某種行為，來換取世人重新將目光投注在他身上。你會發現到，這些人都已經陷入深深的絕望之中。

在此有人要問：你衣食無虞，為何要陷入絕望？但我認為：正是因為衣食無虞，才讓他們更無法處理這種疏離的絕望。當我沒辦法在別人的眼中，看見我自己的存在，這像是一個漩渦，你不斷地去找別人確認自己的存在，卻越加發現你的存在是透明的、不被看見的。我的當事人後來很坦誠地說：起初他也抱著看好戲的心態，來看待我們這些律師；但到了一審後半段之後，他漸漸願意說出他對於自己人生比較完整的看法，包括這個犯罪在他人生時點當中的意義。鄭捷犯案的時候是二十一歲，正好是成年不久時，為什麼？有仔細想過這個問題嗎？

因為他希望在民事上、刑事上，都不要牽累他的家人。

如果今日，鄭捷真的「泯滅人性」，那他不應該有這種想法。

他被執行死刑之前，我們最後一次律見，他說「黃律師你知道嗎，你們來見我的次數，比我的家人還多。」他也說了一些隨著審判過程而產生的他的心路歷程，他提到：這是第一次，他覺得有人在為他努力、為他戰鬥。在那個當下，我忍不住想：如果早一點、早一點他就知道有人願意這樣，或許那些死傷就不會發生。

那時三審判決已經出來。有關最高法院的判決，我的感受是，法官確實看見了我們所指摘的違法之處，但那些都已經不重要，因為對法院來說，鄭捷「惡性」太過重大了。所以我們所指摘的違法，相形之下顯得不重要。我就跟他討論，即使三審定讞，也應該盡力去做其他的救濟手段。我告訴他，對我來說，除了案件本身之外，這個案件的價值有二，，其一是檢驗出我們社會的病灶；第二個價值在於，測試出我們的司法與人民法感情的程度。

我在這裡要探討的是，所謂的「怪物」，他不會是天生生成的。身為兩個小孩的父親，承辦這一系列的案件，給我最深的啟示是，單是願意傾聽，就可能免除一場災難。傾聽與真切的關心，這是最便宜的，卻也是最貴的。如今我們都汲汲營營於自己的生活，難以撥冗去傾聽別人說出心底的話。

回到主題，如果一個個體對自己的存在感到懷疑時，他就會選擇抹滅自己，但在抹滅自己的同時，又渴望得到別人的關注？同時滿足這些要求的手段是什麼？不就是鄭捷所採取的手段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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