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 {; t" V( G$ L, ^在解讀“新常態”以及“新常態”下的風險時，劉元春認為，官方對“新常態”的認識“嚴重不足，下的結論太早了”。他分析說，過去中央提出的“新常態” 是“GDP增速在下滑，但是CPI保持穩定，新增就業還不斷持續增長”；而中國今年正在經歷的是“GDP、GDP平減指數（註：GDP平減指數反映了物價水平）在加速下滑”。其次，劉元春指出，決策層過多的“將經濟下滑的因素歸結到人口紅利、改革紅利、工業化紅利、全球化紅利等中長期因素之上”，忽略了“持續的短期需求不足將自動創造中長期供給的下滑”這一因素。對問題的不充分認識導致了“08年（金融危機後實行的）警示過度的能動主義和現在過度的無為主義都是有問題的”。值得註意的是，雖然與會專家都認同現行的財政及貨幣政策不夠積極，但是不同於兩位有政府背景的專家，劉元春認為政府應該拋棄舊有的政策刺激的理念，理性思考現下復雜的經濟情況，確立明確的目標後再對癥下藥。 6 m! Y+ \6 I: T; Q) c. H/ y9 k4 y. n. `. Z) E6 O8 S
對於劉元春的解讀，同為學者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高培勇表示認同，並著重就應對政策提供了思路和解釋。高培勇說，當前“是趨勢性力量和周期性力量兩個力量交互的時候，是結構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同時發揮作用的時候。……以往我們說宏觀經濟政策就是反周期的，東風來了刮西風，西風來了刮東風，是一種對沖的力量”，但是現在，“調結構是目標，保就業是目標，防風險是目標，……多元的經濟政策目標一定要同時兼顧”。因此，在“新常態”下，“宏觀調控方式的調整和變化必須考慮到新的因素，不能說拿過去的眼光去要求現在的宏觀經濟政策”。秉承這個思路，高培勇亦不贊成實行積極的貨幣政策或是財政政策。% O- D v0 @- Z" J9 S& A, O'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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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高培勇的建議是現實可行的，政府就應該依照形勢改革創新，在“新常態”的參照系中找出政策的平衡點和落腳點。" {; ?$ d; ]8 J+ p9 @- u
5 Q3 ~2 i" j5 O5 Q. R" x繼續高培勇有關“新常態”下經濟對策的討論，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姚景源的關註點則在結構性改革帶來的陣痛上。他認為，政府的政策要把握改革的度，找到一個兼顧解決問題和緩解陣痛的落腳點。此前，劉元春就提到過，“我們低估了結構性改革帶來了短期沖擊”。在認同劉元春的同時，姚景源說，結構性改革好比拔牙，如果打麻藥能夠緩解拔牙時的痛感，“結構調整陣痛期，我們能不能也打點麻藥減少陣痛”？; o0 m2 |0 \# 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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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下討論改革的陣痛問題，的確就像是討論拔牙。但如果說改革的陣痛就意味著犧牲企業和人民為代價，那麼這樣的改革會不會造成一種本末倒置？因為在大多數人的眼中，改革的最終目的就是造福於大眾。正如姚景源所說，如果政府在改革時能夠完善社會保障和再就業，也許就能減少結構性改革施加給市場，企業和人民的痛苦，也有助於減少改革阻力。 ! ?) B$ l. _# _! i/ U! w6 [$ M7 w4 E% s. v/ |
顯然，在這些經濟學者的眼中，“新常態”的新不僅僅在於它與往常的經濟狀態不同，也在於它是一個復雜的沒有範本參考的情況。如果想要開出有效的政策處方，還需從準確把握“新常態”開始。 3 y/ b e/ j) M( J9 I; K, M0 {9 u6 {3 {7 t. L8 P F
讓人們失望的是，中國經濟的“新常態”並沒有概念上那麼簡單，經濟學家們也並不樂觀，“現行的歹勢還會繼續走低，直到2016年觸底後才可能好轉。”但是，最壞的日子有時候也會孕育出好的變化。眼下低迷的形勢是否也能成為倒逼政策改變的好契機？如果學者眼中的問題能夠轉化為改革的重點，提出的建議能夠被採納落實，應該也會被算作是“新常態”下的好的變化之一。